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觉醒的时代

“五月四日”。

 

这个日期仿佛是一句历史的真言，能够召唤出每个国人心中热情的共鸣。它蕴含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着人们的心灵。这是一部以整个国家作为舞台的宏大史诗，它以告别过去的高声呐喊开幕，又以拥抱未来的万丈激情为高潮，而它的尾声，直到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余韵未绝，时时萦绕在我们的耳畔。尽管百年前的这场运动诞生于外交失败，巨大的挫败感引发的愤怒是它的前奏，但它非同寻常之处，正在于它没有让自己陷入愤恨的泥淖不能自拔，任由情绪摆布，而是反思失败的历史根源，将愤恨转化为追寻国家命运答案的勇气与激情——乐观而非悲观，是五四的主题曲。

 

最吸引人的，是在奏响的主题曲中登台出场的那些人物。他们的行动、思想、个性以及历史时刻到来时做出的抉择，都体现出了那个时代人物特有的精神。在这些人中，有的是旗手，是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李大钊、陈独秀、梁启超、蔡元培、鲁迅、傅斯年、罗家伦、匡互生、许德珩、瞿秋白……仅仅提到这些名字，就让人感到时代风潮力量，在激荡耳鼓。他们理所当然在舞台上占据着主角的位置。但还有一些名字，他们被埋在历史的角落里，但如果没有他们的尽力出演，那少数声名赫赫的主角所发出的呼号，也不会成为震动这个国家命运的呐喊。杨晦、庐隐、陶孟和、张静庐……这些参与者虽然没有站在舞台的高处，但推动时代潮流向前涌动的正是他们，他们个人的命运，也因这股风潮而改变。同样，我们也辨识出了另一些人物。他们有的只是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就像那桐这样的前朝遗老，固执地将自己尘封在旧日的时光里，但即使是他们，也被这场运动震起了些许浮尘。有的却是像郑孝胥和刘大鹏一样，对这场运动击碎了他们顺从安稳的臣民旧梦而切齿不已，但又无可奈何地看着时代洪流滚滚而过。还有一些人，则站在舞台的暗面，试图用暴力的闸门阻挡这场势不可挡的变革。他们洋洋自信，自以为是掌控这个国家的主角，但历史却证明他们的倒行逆施，恰恰将自己钉在了耻辱柱上，昭著恶名与这场运动同归不朽。

 

因此，这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值得用放大镜细细观察，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反复品味。尽管我们不可能讲述每个人的故事，但我们仍然尽可能寻出一些足以代表某些群体的身影，把他们引到历史的聚光灯下，与主角享受同样的关注。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一幅完整的画卷。因为这部史诗不仅属于那些英雄，而是属于每一个人。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我们陆续推出了十八位“五四”人物的故事，无论他是发起者、参与者、支持者、旁观者，还是反对者，“五四”都以历史之名，将他们的个人命运编织进了国家的命运之中。

 

他们是同一个国家的国民，呼吸的是同一个时代的空气，也感受着同一场运动的震撼。新与旧的碰撞、传统与现代的缠斗，面对掀起的时代风潮，每个人都必须要做出自己的选择，这选择将决定这股风潮将自己以及这个国家的命运带向何方。当一百年后的今天，回望这场运动，就会发现。“五四”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最深远的遗产，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清晰明澈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每个人都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哪怕这创造历史的意志是就像萤光一般微渺，但请不要怀疑，就像一百年前的那些自觉的人们所做的那样，那星光注定会照亮暗夜，迎来这个国家未来的曙光。

 

 

2019年5月4日《新京报书评周刊》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特刊“觉醒的时代”。

 

 

 

历史的所谓奇迹，就是将平常无奇的一天化作非比寻常的一刻。当日历翻到1919年5月4日这天时，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一天将成为历史性的一刻。它到来的方式是如此寻常普通，与过去的任何一天并无不同。曙光渐渐吞没暗夜，古老的北京也睡眼惺忪地从长梦中苏醒。委顿的冶游浪客从新世界游艺场踉跄而去，遁入晨曦，只留下伙计打扫通宵纵乐后的残渣垃圾。眼下那些砸烂的桌椅什物，是前一晚三个美国大兵酗酒闹事的结果，这场风波着实让在场游客吃惊不小，但也抵不过一个月后，一名叫陈独秀的北大教授趁游客看露天电影时，在屋顶花园抛撒传单惹动的满城风雨。

 

担挑卖菜的小贩走街串巷，店家们也掀开门板，挑出招幌，等待客人登门。城隍庙街杂货铺的掌柜庆祥也不例外，像许多店家一样，柜台上总是摆着一套茶壶茶杯，供进门来的主顾歇脚喝水。他的儿子兴玉则一如既往地将铺里的货品掸净摆好，几个茶罐被放在明面地方。父子俩当然不会想到，八个小时后，一个叫何文贵的保安队长将会搀着一个浑身是血、戴顶洋帽的白胖子从后门进来，他的儿子会用那只茶壶倒一杯水递给他喝。紧接着，会有二十多个“拿旗拿棍”的青年闯进他的铺子，把那个浑身是血的白胖子从铺里揪出去当街痛殴，那几个茶罐也被砸在地上，摔成稀碎。

 

阳光洒向紫禁城已经消褪成铁锈色的巍峨宫墙。在杂草从生的明黄琉璃瓦下，是退位已经八年之久的逊帝溥仪和他的小朝廷。这天逊帝宫廷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前清太傅，也是当今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夫人寿辰，深居宫禁的两位太妃“谕令南书房撰拟贺文，内务府备办寿礼”，一切宛如前清皇帝恩赐大臣的故事。

 

停滞的时间在这里固执地对抗着宫外的变化。尽管宫苑深深，貌似与世隔绝，但一种奇异的声学现象“响城”，却将这位“历代帝王的最后一位代表”与外界联系在一起：“大街上小贩的叫卖声，人们讨价还价的吵闹声，木轮大车的隆隆声，有时连骆驼骡马的喷嚏声也听得一清二楚”。这些声音中自然也包括报童的叫卖声。尽管清廷最近一次成为新闻焦点，也是两年前那场闹剧般的丁巳复辟，但外界的报刊杂志仍会准时呈送御前，供年轻的逊帝躬亲御览这些与己无关的时事新闻，继续假装时代的指针从未移动过。

 

《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 陈平原/夏晓虹 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4月版。（借45位五四人物故事复原五四运动历史）

 

 

《晨报》，就是会送入宫廷的报刊之一。它也是北京每天清晨最早发售的报纸。一早拿到这份报纸的人，最先映入眼帘的，当然是头版的商业广告，但真正的头条新闻却是二版首栏的论评《山东问题与国人之决心》。论者在文中声称“山东问题，已濒生死关头”。如果巴黎和会不能主持公理支持中国对山东利权的主张，那么国民应做好和约不署名甚至退出和会的决心。倘使政府让步屈服，那么“吾民不能承认政府之所为”。论者在文中引用企图霸占山东的日本为例。日本为强迫和会允准其对山东利权的主张，不惜威胁退出和会，“人对于其所希望之权利，皆知拼死以争，不得则悻悻而去。吾民独非血气之伦，应俯首听命于无理之处分乎！”

 

危殆急迫的呼号，听起来就像是接下来会发生的那场运动的集结号。但事实上，早在这声呼号发声的前一天夜里，那些即将站上历史舞台中央的年轻人们，就已经在刷印传单，制作横幅和标语了。而当他们为这场运动彻夜筹备时，绝大多数人，包括这天《晨报》的读者们，都没有觉察到这场运动即将以这种形式爆发。

 

日已近午，北京仍然平静如常。前门外正阳门火车站上的时钟敲响了九点。在距离车站不远的打磨厂街上，一个身穿呢袍二十来岁的青年，突然一跤跌倒，在大路中间气绝身死。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这位无名少年之死恐怕是5月4日当天最不引人注目的事件，但其蕴含隐喻却意味深长。被许为五四精神代表的鲁迅

（尽管他本人并未参与当天的运动）

，即在其作品中不止一次引入倒毙路旁的无名死者意象，在写于6年后的《死后》一文中，他干脆自己化身为倒毙路上的无名死尸，用以讥讽围观看客的麻木不仁。

 

 

然而，五四之所以成为历史时刻的原因就在于，它在这天并未遵循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灰色的批判定律。挥舞旗帜、走上街头的两千多名青年学生绝大多数都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他们的名姓，即使在当时，这些或身穿学生装，或着长衫的年轻面孔在民众眼中也不过是一群无名氏。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并未被围观的看客漠然视之，就像一名参加游行的学生在日后回忆的那样“我敢断言，那天围在学生群的外面、跟着学生行列忽断忽续向前走的一些市民，对于示威运动是同样的富有同情，并且也满怀热望期待着学生们有一场热烈有力的举动”。

 

那些年轻的喉咙中发出声音像湖中投下的石头，在本来平静的水面上激起一圈又一圈涟漪，从天安门广场一直扩散到这个国家的四面八方。这种巨大的感染力正是所谓的历史奇迹，它将上述那些寻常生活中互不相关的人和事物连接在一起，共同织进国家命运的巨网中。牢笼在日复一日庸常中的个人，也在这一刻挣脱束缚，决心由自己来主宰历史。

 

时间指向正午，历史的舞台已经在天安门前的广场造就，等待着主角们上场，高喊出他们的第一句台词。

 

 

五四运动期间，在天安门前集会的学生。

 

 

 

发起者：自我的觉醒

 

 

“太阳从正南稍微向西偏了一点，于是有人站在高处力喊‘开会’，即时高低不一的行行学生纵队一变而成了团团圆阵，围绕住仿佛司令台的中心。我站得靠后点儿，那几位激昂愤发大声讲说的人并没看得清晰，一共不过三五个。演辞并不冗长，可是每句话似乎都带着爆发力，往往不等那段话说完，从最近的圆周起，齐拍的掌声层层向外扩展。”

 

王统照是那天游行学生中的一员，他的这段亲历回忆，可谓五四运动记述中的典型。在绝大多数关于五四运动的回忆中，青年学生都占据着一个主角位置。毋庸置疑，他们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理应将目光聚焦在这些生机勃勃的青年身上。如果仔细查看，会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的双眼都布满血丝，眼眶泛青，这是他们为筹备标语和宣言彻夜未眠的奋战勋章。

 

“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啊！”

 

这份句句皆带爆发力，引来齐拍掌声的演说宣言，是22岁的北大三年级学生罗家伦彻夜不眠赶制的成果。这位运动的发起者以火爆脾气著称，在他的五四回忆中，毫不客气地对母校北大“暮气沉沉、腐败极了”的衰退风气大加批判，将自己与同道目为振衰起敝的改革先锋。但他对自己的师长同学嘲讽笑骂，恰恰构成了一幅五四运动主角们的趣味十足的群像。

 

 

北大的游行队伍。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他的毛病是聪明远过于学问，所以只宜做批评社会的文字而不宜于做学术研究的文字”。

 

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是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

 

胡适之“胆子是很小，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适之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

 

刘半农在当时“大家对他不很重视”，发表的文章“措辞轻薄，惹引了不少反感”。

 

鲁迅则是“宦隐于教育部多年，这时候也出来打边鼓，做《狂人日记》《药》等很传诵一时的小说”。

 

惟一得到这位绰号“熊掌”的暴烈青年衷心称许的，就只有当时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人也很朴素”。他的主任室也成为罗家伦和他的好友傅斯年和汪敬熙聚会场所，在那里，“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也互相用不恭的绰号和骂仗来回敬彼此。

 

 

五四之后，先进的知识分子鼓吹新思潮，成立新社团，纷纷探索改造中国的新方案。1918年6月，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图为少年中国学会部分成员合影。左起第8位为李大钊。

 

 

罗家伦口中的五四干将，包括他本人都显得如此夸诞不羁，但这幅光怪陆离的景象，正是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关键所在。很难想象一群循规蹈矩的庸碌之辈会主动发起一场正面抗争的激进运动。唯有这群个性十足、时露峥嵘之徒，才有可能主动走上前台去创造历史。那些“村夫骂座”般的“处士横议”中，蕴藏的是对铁板一块的既定规则和秩序的不屑与颠覆。为挣脱束缚，不得不采取激进的态度去刻意挑衅那些陈旧的事物。

 

罗家伦的另一位同窗好友杨振声，就是北大中文系中一名“急躁的激进分子”，为表达自己的激进主张，不惮冒犯师长。当一贯敌视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泰斗辜鸿铭在课堂上自豪地炫耀着自己的辫子时，杨振声故意坐在教室后面讲怪话：“他的皇帝同他的辫子样，早就该斩草除根了！”尽管后来杨振声在回忆中承认自己“无分别地排斥自家的旧的一切，这偏向产生了不良的后果”。但在当时，这些扛起五四大旗的年轻旗手们的自信，正建立在这种“矫枉过正”的基础上。

 

唯有这种自信，才能让他们的抗争行动获得必要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这些高呼口号的年轻人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旧时代的压抑和束缚，因而才能从激进的反抗中诞生出自我意识，让自己不会沉沦于这种桎梏憋闷的庸碌中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张扬自己的个性，正是这种强烈的自我，赋予了五四那天演讲宣言的爆发性力量，也上演火烧赵家楼这一中国现代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

 

这种戏剧性不仅仅来自于焚烧曹汝霖私宅和痛殴章宗祥这些暴力行动，更体现在他们在这场示威运动中所释放出的真实自我。后来成为中国民俗学领军人物的江绍原，当时只有21岁，是北大哲学系的旁听生。这位总是给人文雅诙谐印象的学者，在当时却“拿了一床红绸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块红绸，拿在手里，乱晃几下”，高喊“胜利了！胜利了！”一位伤寒病高热卧床数十天的同学，在宿舍里听到从赵家楼现场回来的王统照和其他同学“壮谈”这场经历时，竟“突然从卧床上一跃而起”：“我的病也好了！——我后悔没到天安门去！”尽管这个病中惊起的场景，不乏事后回忆刻意添饰的戏剧效果，但就像每个亲历这场运动的青年学生一样，这名学生意识到刚刚的五个小时中，这些青年人已经创造了历史：

 

“这是场历史的大事件！今天是壮烈痛快的纪念日！——瞧瞧明天的北京报，教授们的言论，学生会的活动，给全中国一个震雷。啊！从今天起……中国一定要改了面目了。”

 

 

美国摄影家詹布鲁恩拍摄的五四运动示威者，他们手持“还我青岛”“青岛是中国的”“卖国奴曹汝霖”等标语走上街头。

 

 

 

支持者：国民的意识

 

 

王统照的回忆戏剧性地捕捉到了这个由他们共同创造的历史时刻。但与其他五四记述不同的是，他同时也记录下了那些围观民众的音容笑貌。看着“这么一群学生集合一处，居然各有领导，分执校旗，浩浩荡荡，颇有声势”，难怪会吸引来众多市民“随着在天安门内外瞧热闹，看局势”。这些主动聚拢来的观众，尽管总是在历史叙事中充当主角们的人肉背景，而且他们最初的心态，就像王统照所描述的那样，纯粹是出于好奇：“奇怪学生们要弄什么把戏？要在这紫禁城的头门口演什么说？摆什么样儿？起什么哄？”

 

但当学生们反对巴黎和会签字的演说结束，异口同声高呼的口号，却让这些跟来“看样儿”的北京人“笑嘻嘻的面容顿时抹上了一层严冷的冰霜”。在前往赵家楼的途中，学生们的队伍也引起北京市民争先恐后的围观。轻松俏皮的评论也从这些围观者口中纷纷吐出：

 

“学生们好玩。”

“到哪哈去呀？”

“走的不推板起军队，——真正有板有眼。”

“哈！这一阵子巡警大爷可要忙一会儿。”

“巡警干吗多管闲事？人家好好游街……”

“可——不是，这世界上透新鲜的事儿多啦。游——街，示——众，哈，这也是示众呀！——”

“得啦，您真是会嚼舌根子的大爷！游街示——众，难道这是要上菜市口？”

 

 

《五四事件回忆（稀见资料）》，陈占彪 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5月版。

 

 

王统照对围观民众的描述尽管调侃幽默，但却没有任何讽刺的成分。就像他在回忆中所说的“说得不轻不沉，连听见的被评论者也不会引动火气，反而微现笑容”。这些话当然可以视为这些围观民众在单调乏味的生活中得到的几许调剂，但就像王统照发现的那样，这一次，这些人并不仅仅只是旁观者在嚼舌头而已，俏皮评论中充满了肯定和赞扬的意味。《晨报》的一位评论员就发现，这场运动并不仅仅是“学生界的运动”，“其实据我亲眼所见，参与其事的有许多工人、许多商人，和许多须发皓然的老青年”，在他看来，“这完全是一场市民运动”。学生们从一开始便不是形单影只地走上街头。那些围观发表评论的普通民众，正是这场运动最有力的后援团，他们以数量壮大了这场运动的声势，以言论表达了自己对学生们的支持，只要有机会，他们也会将自己的支持付诸实践。证明这些学生并非孤立无援。

 

许多普通民众的表现证明了这一点。梁实秋回忆了一个细节。当时他还是清华学校一名18岁的学生，被派往前门外珠市口煤市街一带作街头演说，“我们喊得声嘶力竭，有一店铺伙计给我们搬出两个条凳，我们便站上去对众演讲”。上海学生联合会负责出纳收支的交通大学学生吴道一，每天都会收到许多人捐赠给学生的钱财物品。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商人送来了很多“荷兰水”，“这是当时最时髦的饮料，和今天的汽水可乐之类的很相似，它用一个小瓶子装着，瓶口有个圆玻璃球，戳一下玻璃球就可以喝了，我们喝着这种时髦的‘荷兰水’，心中总挂着这位商人的爱国情意”。在天津，达仁堂的伙计们为冒着暑天演讲的学生们特意准备了茶水和中暑药品。这些积极的声援和物资支持之外，消极的缄默有时也可以视为这些普通人对学生们无言的支持。前文提到的那位城隍庙街的杂货铺掌柜庆祥就是消极支持的典型。五月四日那天，除了私宅被焚的曹汝霖和遭受痛打的章宗祥之外，这个小商人可能是遭受损失最多的一个。破门而入的学生在强行揪走章宗祥的同时，损毁了这家店铺里的不少什物。不止一名学生在回忆中称，他们从店铺中拆走了竹竿和铁棍，并且还顺势拿走了许多皮蛋砸到章宗祥身上。事后，庆祥父子被带到警察局。在那里，审讯员想方设法试图从他们口中套出当时打人放火的学生究竟来自哪所学校，姓甚名谁，以便对其定罪。但几轮讯问下来，审讯员却发现全然徒劳无功：

 

问：进你柜上抓章公使的二十几个学生，本厅传来叫你认，你认不认得？

答：我不认得。

问：去揪的人你一个都不认得么？

答：一个我也不认得，我的东西摔了我顾东西，不留心看。

问：见面你认不认得呢？

答：认不得。

问：打章公使的学生你真看不出来么？

答：好几百口谁也认不清。

问：传来叫你认你认不得？

答：我一个认不得。

问：那些学生是不是穿学堂的衣服？

答：全是穿大褂的，未有穿学堂衣服。

 

这位掌柜不仅一问三不知，很明显还撒了谎。那天火烧赵家楼的许多学生都身穿学堂衣服，胸前还佩戴着校徽。更况且商人视店铺商品为身家性命，绝不可能对损坏自己财产的凶嫌毫无印象。他这样做只能有一种解释，他在刻意袒护这些学生，在内心中，这位杂货铺小商人相信学生们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为此，他情愿牺牲自己的部分财产。

 

 

工业商业学校的学生。

 

 

庆祥的所作所为并非个例。在之后掀起的抵制日货的全国性运动中，许多商人都牺牲了自己的部分财产。尽管必须承认，这其中有明显的强迫成分——任是哪位商铺的老板，看到门口站着制服笔挺、手持棍棒的青年学生，都不得不心存敬畏将货架仓库中的日货忍痛上缴，当街销毁。但那些与学生配合，主动当街销毁日货的店铺，也赢得了舆论的一致好感。在天津，河东特别去菜市内的一家钟表铺，“特将自己所存各样日本钟表及其他各项日货，一律砸坏焚毁，改作他业。一时闻者无不起敬云”。当学生们被逮捕时，这些商人联合关闭了自己的店铺，店员和工人也停止工作。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发现，“组织这种义举几乎都是自发的……它们引导着民众准备采取行动”，这是一种“消极的抵抗，目的是让工商业停顿下来，直到政府听从人民的意志为止”。

 

普通民众对学生们的支持，可以有很多解释方式。其中的重要原因是这个国家对识文断字的知识阶级的崇敬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科举时代乃至更古老的时代。在普及教育之前，知识是一种权力。识文断字、通读诗书的人被尊为士人，居四民之首，他们也可以凭借知识考取功名，担任官职，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即使在科举制度被废除后，在普通人心中仍然延续着读书人有着高人一等特权的思维惯性，那些在高等院校念书的学生，就如同于科举时代的举人进士一样，早晚会位居人上。这种知识上的高傲在很大程度上是学生们得到民众拥护的资本，许多学生对此心知肚明。就像北大校长蔡元培在阐发五四运动的意义时所说的，这些青年学生作为“一般有智识的人”，是在牺牲“神圣之学术”和“自己的光阴”去唤醒“一般平民”——尽管这种以知识启蒙为己任的自我牺牲确实令人动容，但也暗含着知识阶级与一般平民之间的不平等。

 

但对那些接受了新文化洗礼的青年学子们来说，尽管他们享受着知识阶级带来的尊重特权，但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却与他们平等主义的理想相悖。他们不希望民众仅仅是因为他们是知识阶级而跟从他们，而是期望他们能像自己一样，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国家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青年知识分子祭起一个时髦的法宝“国民”。

 

“国民”这个词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概念之一。对“国民”最经典的定义，出自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之手。在他撰写于世纪之交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将国民定义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主体：

 

“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取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

 

五四时期学生发表的各种宣言和演说，几乎就是在重复20年前梁启超对国民做出的定义。学生联合会在日刊的发刊辞中如是宣布：

 

“自北京有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前途就放了一线光明，学生界渐渐看清了他的地位，明白了他的责任，知道中华民国是国民公有的，不是一二人所私有的。学生即国民的一部分，就有预闻国事之权。那种‘学生不得干涉政治’的奴隶教育，在二十世纪时不适用了。”

 

国民因是国家的主体，因此对国家负有责任，而这份对国家的责任，又赋予了国民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在五四时期的学生们看来，这便是身为国民的真意所在，也因此，唤起一般民众觉醒的方式，就是唤起他们的国民意识。揆诸继之而起的全国各个组织团体所发布的宣言，就会发现，它们几乎都是在人云亦云地重复这条国民的经典定义。参加者达数万人的“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宣言称“中华民国，即吾中华国民之国，人民对于国家，应有天然之责任”。上海一家机器厂的工人发表的简短宣言也表示“我工界亦国民一分子，于良心上放不下，略有觉悟……以尽国民之职”。

 

即使是那些被派去阻扰学生运动的警察士兵，在面对国民责任的演说时，也会为之动容。北大学生杨亮功就描述了一幅动人的戏剧性场景。当时他们正在前门外进行演说，正讲到兴致淋漓时，忽然来了一队警察驱逐听众。于是学生们将讲演对象指向了这些正在破坏演讲的警察：

 

“汝所冠非中国之冠乎？汝所履非中国之土乎？汝所衣、所食、所仰事、所俯蓄非皆中国国民之血汗乎？汝不见吾国租界上替人服役之印捕之无聊乎？汝不见朝鲜亡国后全国军警尽易日本人乎？奈何我辈为救汝中国而讲演，而汝反助彼仇人而驱逐听讲者乎？呜呼！我最亲爱冠警冠、佩警刀之同胞乎！汝纵不为国家谋生存，汝独不为汝自身谋生存与汝所仰事、所俯蓄谋生存乎？”

 

每一句反问，都尖锐而沉痛，话音未落，这些警察就已经“感激泣下”。

 

 

《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叶曙明 著，九州出版社 2015年5月版。

 

 

唤起民众内心中身为国民一分子的朴素情感，是五四运动中最直戳胸臆的武器。当国民这个词语，由一个形而上的政治术语，变成一个脍炙人口的流行词时，它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就不再是知识阶级的夸夸其谈，而是放诸全国皆准的个人准则。它所唤起的热忱与情感，不仅仅是对这个国家的强烈责任感，也是一种身份上的自信——既然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是国民，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体，都肩负有同样的责任享有同样的权利，那么，无论智愚贫富还是权位的高低，在国民的身份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也都能够对彼此的国民情感感同身受。

 

因发起集会而遭逮捕关押的北大学生方豪，在监狱里感受到了这一点。负责看守他和其他被捕同学的，是位名叫张得标的营长。这位营长大字不识，在长官提问时竟将“骑兵”解释为“旗人当了兵的意思”。无论是出身还是学问与方豪这样青年学生可谓霄壤之别，但他的所言所行，却证明了知识的贫乏并不会影响到身为国民的正义感，在这一点上，他与方豪这些识文断字的学生是平等的。当被押学生向他讲述五四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时，这个憨直的人被深深打动了，他以“要是我张得标不穿上这一身老虎皮，也愿跟你们一块儿干他妈的一下子”这种粗犷的方式，表达自己感同身受的赞许。他或许无法理解那些高深的政治理念，也不会阐发打动人心那些至理名言。但身为国民的正义感告诉他：“你们学生们没有做错事。”

 

方豪等人被关押了七个多月，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在监狱里度过农历新年。让他感动莫名的是，大年初一这天，张营长“竟买了两盒茶点，并且带了他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看管我的房子里向我拜年贺岁”——这是一位觉醒了的国民，用最传统守旧的礼数，向启发了他的那位国民表达由衷的感激和敬意。

 

 

北大的学生演讲团对前来驱散听众的警察进行演讲。

 

 

 

反对者：时代的暗面

 

 

徐复观似乎没有方豪这样好的运气，遇到对学生敬重有加且愿意觉醒的士兵。放眼望去，周遭全是怒目敌视的恫吓面孔。这位未来的新儒学代表人物，在1919年是湖北省立师范的一年级学生。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来，让这些学生相当激昂。他的一位同学“自动把一顶买了不久的日制草帽，投在地上用脚踏得稀烂”。但这种破坏行动，也就仅止于此了。像北京和其他各省的青年学生一样，省立师范也组织了演讲队上街宣传。但当徐复观抱着“上战场的心情”扛着旗子走上街头时，却发现自己站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街上布满了军队，店门紧闭，路无行人，找不到演讲对象”。

 

为了找到可供演讲的听众，这支演讲队决定前往平日里游人如织的抱冰堂。途经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时，他发现校门有重兵驻守，不许学生进出，只有一些学生趴在围墙，向他们欢呼挥手，算是精神上的支援。当他们快进抱冰堂时，徐复观与早已守候在这里的士兵狭路对仗：

 

“一班北方胯子

（这是我们对北方军队的称呼）

，枪上上着刺刀，跑出追上来，一言不发，把我们的旗子抢去，折为两段，并跟着我们后面行进。进到抱冰堂，没有一个人敢和胯子监视之下的我们接近，于是我们绕了一个圈圈回校了。事后知道，除了我们这一队以外，其他各队，都没敢出校门。”

 

 

徐复观所参与这场运动，就这样被暴力生生打断。即便如此，这支八人组成的演讲小队也足够勇敢，他们面对的反对力量，是在湖北一手遮天的督军王占元。

 

在外界看来，王占元对五四运动如此严防死守，甚至暴力镇压，着实让人费解。1919年6月8日《申报》在评论王占元镇压鄂省学生运动时，即表示“王占元独令军警蹂躏，此则国人所不解者”。毕竟他本人就是山东人，而山东利权问题，正是这场运动的焦点。即使单纯从爱乡角度来讲，他也应该支持这场运动。但如果将目光投向五四运动的焦点山东，就会发现情势比湖北更加恶劣。济南镇守使马良在山东督军张树元的庇护下，不惮出动军警，用暴力殴打在剧场里表演爱国戏剧的学生，亲自带领一队打手，对请愿学生在烈日下施以毒打，然后将16名学生逮捕关押，恫吓要将其全部枪毙。8月5日，三名张贴抗日传单的市民被逮捕，严刑拷打后被扣上土匪罪名绑缚刑场枪决。但气氛最严酷的地方，当属与山东毗邻相望的辽宁和黑龙江。这里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地盘。这里就像是垒起了一道高墙，将五四运动的声势隔绝在外。这位东三省巡阅使以手段狠辣著称，使用暴力绝不手软。一位日本观察者

（以赞赏的口吻）

描述了张作霖的铁腕手段：“严格命令对南方和山东来的学生，没收其危险的文书信件，有图妄动行迹者予以枪杀”。

 

 

 

1919年6月28日，学生在总统警卫大门前。

 

 

五四运动这些危险对手的存在，从表面上看，使这场运动更具有某种强烈的戏剧冲突性。如果举国一致支持赞颂，运动推行平坦如砥，那么这场运动恐怕也不会成为一场改变历史的重要事件——任何事物如果推行得太过顺利，如果不是大家早已习焉不察，就是在强压之下不得不委屈顺从，但无论哪种情况，都不会对这个社会产生任何质的改变。每一场真正创造历史的剧烈变革，都必定会有一场正邪大战般的激烈冲突。与发起者和支持者相比，反对者的目的和动机更加复杂多端。但遗憾的是，因为人们的目光太聚焦于舞台中心的正面主角和簇拥在他们身边配角拥护者们，反而忽略了那些性格复杂的反面人物。往往仅仅用反动、保守、落后这样的标签就轻易打发。

 

刘大鹏就是这些反对者中的一员。他并非王占元、张作霖这样雄踞一方的军阀，仅仅是山西太原的一个地方乡绅。在他的私人日记中，他用了一个关键字“乱”来定义这场运动：“北京学校如此，各省学校亦皆如此，这个风潮不小，深恐此大起乱事耳”，“此等风潮，中国皆有，则是一乱机也”。非常奇巧的是，这位山西县城里寂寂无闻的乡绅在日记中对乱的忧虑，与身在北京的另一位名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位名人就是享誉当时的书法家，后来成为伪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他在6月23日的日记同样将这场运动称为“乱事”：“近日举国乱事潜伏，乱党将阴结日本乱党推倒政府及军阀，然此辈惟知作乱，无立国之略，其终必成专制政府。”他半开玩笑地对三位朋友表示自己有平乱之策：“使我执政，先行三事：禁结党，封报馆，停学堂，皆以丘山之力施之，使莫敢犯，不过一年，天下朝觐，讴歌皆集于我矣。”

 

 

《退想斋日记》，刘大鹏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郑孝胥与刘大鹏在五四为乱的观点上一拍即合，是因为这两位相隔千里的文人有着共同的身份和心态。郑孝胥和刘大鹏都不认为自己是“国民之一分子”，他们内心归属是紫禁城中以逊帝溥仪为首的前清旧朝，也就是皇帝统治下的臣民。臣民与国民之别，是他们将五四判为乱事的根本原因。对国民来说，五四造成的社会震荡，是觉醒的个人以国家主体的身份发起的一场变革运动。变革的起点是身为国民的自觉，因此采取变革的手段也顺理成章被赋予了正当性。而对臣民来说，国家的主体并不是国民，而是以统治者为中心的统治集团。国家的所有权力和资源都理应掌握在这个统治集团手中，他人不得染指，否则就是犯上作乱。臣民惟一能做的，就是将自己的权利双手奉给统治者，安分守己，不动非分之想，不需获得权利，也不需承担对国家的责任，只需要服从听命，国家自然长治久安。

 

国民将自觉与变革作为信念，因为他相信未来存在于变革之中；但臣民却将秩序与服从放在首位，他只愿意活在安定不变的旧日时光里。在刘大鹏和郑孝胥这样的前朝臣民看来，辛亥革命以降，民国肇建已兹八载，这场翻天覆地的剧变带来的却不是安定和秩序，而是政局动荡，战乱迭起，反倒不如革命前皇帝统治下过得安稳太平。对秩序性的渴求让他们对当下发生的一切变革都加以唾弃。

 

但郑孝胥比刘大鹏更接近五四运动的中心地带，因此他相信自己窥探到了这场运动的阴私之处，它不仅是一场乱事，更是一起“乱党将阴结日本乱党推倒政府及军阀”的政治阴谋。

 

 

《郑孝胥日记》（全五册），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劳祖德 整理，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版。

 

 

五四运动隐藏着一场巨大阴谋的说法，不仅是当时五四反对者们津津乐道的抨击要点，对今天的许多研究者来说，也是值得发掘探究的话题。被焚毁私宅的曹汝霖本人，就在多年后的回忆录里指控学生运动背后有一双受人操控的黑手，时为总统府秘书长的郭则沄，也在自订年谱中痛骂“无赖者煽动学子相率举幡，以惩国贼为辞，毁人居，殴人垂毙”，其他人的记录和回忆则指出，这个煽动学子作乱的无赖主谋，正是国民外交协会的领导者林长民。他在1919年5月2日《晨报》上发表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是学生决定五月四日发起游行的直接导火索。

 

今天的研究者循着这条阴谋的引线一路追查下去，更多可疑的证据也纷纷浮出水面。将这场运动的消息散布全国的主要舆论媒体背后，几乎都能扒出几双幕后黑手。对五四运动鼓吹不遗余力的《晨报》、《国民公报》和《时事新报》都是以梁启超、林长民为首的研究系言论机关，而诸如《申报》《新闻报》这些大报也与研究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这些报纸的总编主笔又与南方孙文的革命政府勾连交通，上海《大晚报》的主要津贴来源就是孙文的资金支持。更有甚者，《申报》社长史量才、《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直接与学生聚议晤谈，商讨时局，研究行动方法。这些舆论操控者的共同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推翻皖系军阀段祺瑞操控下的安福国会。如果顺着这张阴谋大网再继续编织下去，恐怕在最后得出的结论五四运动就像是一只黏在蛛网上的蝴蝶，被四面八方涌来的各派系蜘蛛像傀儡一样操控于股掌之间。

 

但这种看似成理的阴谋论观点，事实上却玷污了这场运动的初衷。当1919年5月4日那些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挥舞旗帜，高呼还我青岛的口号时，这些天真而热烈的心灵并未想过自己是在为某个政治集团卖命，他们只是单纯地想表达自己作为一个觉醒的国民，改变这个国家备受欺凌、不公不义现状的热望。如果说研究系的《晨报》报道引燃了他们的怒火，那也只能视之为一个信息来源的有意误导，却不能归咎到读报人的头上。暗藏在这场运动背后的那些政治阴谋斗争，并非是它们造就了这场运动，恰恰相反，是它们企图利用这场运动来为自己牟取政治资本和利益。

 

这一点，对那些最危险的反对者来说，也不例外。严令禁止湖北学生运动的王占元就是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而采取严厉手段。他是与皖系安福派为敌的直系军阀，对这场将矛头直指安福派的运动本应持支持态度，就像另一位直系军阀吴佩孚一样，借机通电应援被捕学生，高调表态“必为学生保障”，以捞取顺遂舆情的政治资本。但为了防止军中山东士兵受到学生影响，造成军心不稳，他还是从维持地方秩序的角度考虑，对学生运动严行取缔。毕竟内政不稳的情势下，大张旗鼓地卷入直皖政争，确实令他措手不及。而对张作霖来说，他当时正忙于策划吞并吉林督军孟恩远的吉林地盘，急需借助东北的日本人势力。因此，他必须通过禁绝学生的反日运动来博取日方对自己的支持。压制学生的正义诉求，只是他政治利益的天平上一枚必要的砝码罢了。

 

 

 

《“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杨念群 著，后浪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5月版。（本书重新定位了“五四”，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史化”的“五四”研究路径，揭示了“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精英从政治到文化，再到社会问题的话题转换。）

 

 

饶具意味的是，这些强有力的反对者镇压五四运动的托辞之一，恰恰也是爱国。毒打学生酿成血案的山东军阀马良，在一群打手的簇拥下，站在台上向学生训话：“你们不要把做官的人都当作不爱国者。我从前也是学生，我就是一个爱国者。你们不要上政客们的当，政客们专叫你们做坏事”。政治斗争的阴谋论，以爱国为托辞，堂而皇之地从一个枪杀真正爱国者的军阀口中说出，着实令人瞠目结舌。而张作霖为自己在东北采取的严酷镇压手段拍发给北京的电文中，同样痛斥“学生于京畿敢于白昼肆意者，必为一二野心家政争之工具也。彼等时常籍口外交，强迫政府之所不能。另一面则与乱党勾结以扰乱天下，与俄国激进派初无二致”——阴谋论再次成为镇压的正当理由，张作霖也借此将自己打造成真正的爱国者，将亡国罪责扣到自自诩“爱国者”的学生头上：“如此，诚恐爱国者之为数愈众，亡国之祸亦愈速”。

 

那么，对于这些反对者来说，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1921年12月5日，在一次采访中，张作霖罕见地对一位美国教授袒露出自己的心声。尽管他吩咐翻译不要将他说的所有话都译给对方，但记录却保留下来。在采访中，张作霖提起北京刚刚过去的银行挤兑金融风潮，他声称是自己从奉天省款项中筹拨三百万进行接济，才让国家银行未致倒闭。言下之意，自己是平息这场风潮的大救星。然而，他忽然话锋一转，将这次风潮指为“完全是洋人乘隙捣鬼”。他讥讽那些自五四运动以来就频繁发起罢课示威的学生，“学生们好闹，讲什么运动。这样于国家利害大有关系的事情，他们怎么不闹了，怎么不运动了？”在他看来，五四运动中学生们拼力争取的国家主权，不过是他们好闹生出的无端是非，唯有银行里的真金白银才是国家利益所在，更遑论这次慷慨接济是笔回报丰厚的政治投资，让他进一步获得了问鼎总统宝座的权力和名望——对他而言，国家的意义，就是金钱加权力。

 

 

 

《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美]舒衡哲（Vera Schwarcz） 著，刘京建 译，丘为君 校订，三辉图书 | 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版。

 

 

 

终结即开始

 

 

1933年5月7日，中午12点45分，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在确定那个“长方脸、鼻端高翘、两颊瘦削，留着两撇小胡子，下巴颏底还有一撮长毛”的中年男子就是目标后，三颗子弹接连射出，准确无误地穿过目标的胸膛。艰难的喘息只坚持了两个小时就呼出了最后一口气。而此时，开枪男子早已驱车潜赴在秘密据点，向他的上级报告这次暗杀任务顺利完成。

 

死者名叫张敬尧。对奉命射杀他的23岁军统特工白世维来说，此人罪有应得。早在半年前，张就投靠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被秘密任命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作为日军在北平拉拢汉奸、发动政变的内部策应。但翻看他过往生平，就会发现这名汉奸更是死有余辜。他在湖南督军任上的斑斑劣迹，直到多年后湘人提起仍然切齿痛恨。其搜刮民财、纵兵扰民，以至于被当地百姓称为“张毒”。在他当权的1919年一年间，发生的兵丁抢劫商铺、强奸妇女的事件就不下60起。

 

这般恶徒自然也视五四运动为寇仇，为了压制民众借五四运动的反抗力量，他有计划地让湖南的舆论批评纷纷噤声。他先后查封了长沙《大公报》和《湘江评论》，派人暗杀孙文派赴长沙宣传国权运动的革命党分子，出兵当众殴打组织抵制日货行动的青年学生。尽管恶事做尽，但因为他一直紧紧攀附皖系军阀段祺瑞，积极主动向北京掌握实权的安福系谄媚献好，所以湖南人在五四风潮中发起的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对他也莫可奈何。直到1920年，手握军权的谭延闿才以武力将其赶下台，但张敬尧在湘恶政的余毒，数年后仍流弊地方。

 

从五四运动到其被刺身死，张敬尧以其贯彻始终的恶名似乎坐实了一个观点，五四运动是一把善恶标尺，它的反对者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但当我们拿着这把标尺与历史进行验证时，却发现事实并非尽然如此。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出一系列反例：五四运动中的总统徐世昌，尽管下令严惩学生，并且刻意暗示和会专使可以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在时人看来，这种行为与卖国只有一步之遥。但在抗战时，身陷沦陷区的徐世昌，面对日方的威逼利诱，却始终坚拒不出。在他缠绵病榻之际，一位访客在谈话中询问他对抗战的前途，在日本人的监视之下，他未做回答，只是用手指着墙上悬挂的“晚晴簃”横幅，微微点头，“意盖以‘晚晴’二字象征吾神圣抗战之最后胜利”。对学生不惮临以刀兵的安福派幕后操控人段祺瑞，在五四运动时期，可谓众矢猬集，诸恶于身，直到三十年后，在一本纪念五四运动的小册子《迎接新的战斗》中，仍将其指为卖国贼的总导演，在他去世前一年接受《申报》采访时，慨然表示“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被学生指为卖国罪魁，火烧其宅的曹汝霖，在抗战期间，一面婉拒日方拉拢，一面则利用与日方关系，营救无辜陷敌的民众和重庆地下特工，保全了自己的晚节。

 

但这些反例并不意味着要给这些人在五四期间所扮演的角色翻案辩护。历史中的每一桩善行和恶行或许可以在盖棺定论时相抵，但却不能相掩。五四的意义正在于，它以具体的言论和行动，明晰而透彻地定义了一位合格国民的标准。即使是那些在当时反对、诋毁甚至压制这一运动的人，也不得不在日后接受这场运动所订立标准的审判。

 

因此，以此标准为界，五四既是终结，也是开始。每个亲历者在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后，都会以这个新的标准来重新测量自己的人生：我是否是一名合格的国民？我是否能承担起国家的责任？我是否能从过去浑浑噩噩的迷梦中觉醒，去面对真实的自我，去反思过去的善行与恶行，去塑造一个配得上自觉国民的未来？

 

而这一切，都发端于一群热情激昂、充满个性的青年脚踏实地的实践，他们在激情与挫败中找寻个人的价值，在捍卫利权的行动发现国家的意义，在运动之后的反思中获得自我的觉醒。个人与国家的命运被“我是国民一分子”的自觉联系在一起，以此呼唤觉醒的国民共同担负起变革这个国家的责任。

 

 

《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美]周策纵 著，陈永明 / 张静 译，后浪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3月版。（本书呈现了完整的五四运动图景，厘清了由学生发动的“五四”事件如何一步步扩展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爱国运动，剖析了五四运动对政治、社会、文学和思想领域的影响。）

 

 

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五四运动的意义不仅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承诺。因为理想有可能化为幻梦，而承诺则意味着必将被实现。这承诺中蕴含着为未来而奋斗的创造力。一百年前，那些青年们发起的那场运动震铄古今的影响力，已经证明了这种力量的强大。尽管它在发生时，没有人能预见到它竟有如此伟力，竟会重新塑造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但这就是历史的奇迹——一个人唯有提出超越自己难以实现的目标并为之奋斗时，才能发现自己真正的意志和力量，才会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神圣不可侵犯。